对日索赔——沾染着血与泪的艰难路

二十世纪初，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，结束了封建专制，历史本应进步，人民梦想着民主，科学，富足之时，不料，内忧外患使中国人民再次陷入苦难之中。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野心，日本军队的侵略，使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险境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，救亡，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，中国是抗争最早，受害最大，损失最重，牺牲最多，结束最晚的国家。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在湖南芷江投降的十四年间，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，有千万中国军人顽强的抵抗，救亡，有数百万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国捐躯，有两千万中国人伤痕累累，更有同胞终身为伤残人，在日本法西斯“三光政策”的肆虐下，烧光，抢光，杀光，日本军人使中国百姓数千亿美元的财产化为乌有，使千万中国平民百姓的生命被疯狂杀戮。

二十世纪这段血与火的惨痛历史，向我们昭示，

为了人类的公正与进步，为了人类的公平与幸福，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和谐，也为了国际法的严肃，更为了我们自已，中国人的人格与尊严，更为了真正地使中，日两国人民，世世代代友好。

两千万伤痕累累及伤残的中国人，有权向日本国索赔。千万惨遭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的家属，有权向日本国索赔。惨作细菌武器试验，惨遭细菌武器伤害及惨死的中国人，有权向日本国索赔。惨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，家破人亡的中国人，有权向日本国索赔。惨遭日军胡抓乱捕，沦为奴工的中国人，有权向日本国索赔。惨遭日军强征乱抓，沦为性奴（慰安妇）的中国人，有权向日本国索赔。惨遭日军掠夺，烧，抡，财产尽失的中国人，有权向日本国索赔。只有索赔成功，人类的正义与良知才能得到保障，人类的人性与善良才能得到提高，人类才能世世代代友好，和谐。

1972年9月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北京访问，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会谈，就日中两国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，于9月29日就《日中共同声明》在北京签字，《日中共同声明》第五款有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：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，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的要求。”

1978年8月12日，中国政府重新确认了《日中共同声明》，在这个联合声明的基础上，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》，并于同年10月23日生效。

改革开放后，国人的思想得到解放，也知晓了外面的事实，特别是美国国会的调查委提出的《被否定的个人权利》报告，几乎肯定了日侨后裔的要求，认为战时收容日侨是由于“人种的偏见，战时歇斯底里，政治领导的失败造成的”，并提出对生存者每人补偿2万美元。其后国会代表国家表示道歉，并规定每人补偿2万美元，对当时被收容的日侨，不管现在何处，都在补偿之例。美国政府向战时被收容的日侨补偿了共计12.5亿美元，战时被收容的日侨们在收到2万美元补偿金的同时，还收到一封由美国总统发来的言词恳切的致歉信。

1991年4月2日，北京化工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童增，齐鲁石化公司陈建，来到京西宾馆，向参会的人大代表们分发“对日索赔”的村料，同年8月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应邀来北京访问，童增，陈建，杨颐，李成易，唐行伍等108人的签名，要求索赔的请愿书送交海部首相，遗憾的是，因戒备森严，最后只能送日本大使馆转海部首相，此请愿书如泥牛入海。童增等人还在行动着，要征集一亿中国人索赔签名。此事国外报道后，美国政府公布1945年的有关材料，中国可向日本索赔，战争赔偿1200亿美元，受害赔偿1800亿美元，日本在中国掠夺的黄金，白银，矿产品及文物共计1500亿美元，台湾及琉球群岛归还中国。

1992年3月23日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，说：“关于战争赔偿，中国政府在1972年《中日联合声明》中作了明确表态，这个立场没有变化。

1992年4月1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访问日本前回答记者，他说：“至于战争赔偿问题，中国政府已经在1972年发表的《中日联合声明》中阐述了自已的立场，这一立场没有变化。”

理所当然的结果，日本政府以《日中共同声明》为由，坚持一切战后赔偿问题已经解决，拒绝所有的索赔要求。

中国的受害者奴工及其后代，向日本国法院诉讼索赔，中国的受害者性奴（慰安妇），向日本国法院诉讼索赔，中国的受害者伤残人及其后代，向日本国法院诉讼索赔，可都无功而返，在长时间的索赔过程中，也得到了日本国有良知，有正义感人们的声援，支持，帮助，更有一些志愿者积极参与，站在受害者索赔的行列中。可这一切收效甚微。

《中日联合声明》真的能将一切战后赔偿问题解决吗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《中日联合声明》并非正式条约，中国人的不计前嫌，以德报怨，忍让宽恕这些传统美德，不会与人类公认的国际法与国际惯例相冲突，一切战后赔偿问题应以国际法与国际惯例为准。

我们也注意到战时，日本国侵略军网罗了一批卖国求荣的汉奸，汪精卫（原国民党副委员长）周佛海（原中共创建人，一大代表）陈公博（原中共创建人，一大代表），组成伪政权助纣为虐，这些卖国贼只不过是日本侵略军的走狗，帮凶，他们犯下的所有罪行，也都只能由其主子日本侵略军负责。

我们还注意到日本社会的良心，优秀的知识份子，日本著名学者井植薰写了篇《如果日本支付战争赔款》，该文有段话，“在难忘的十三年前，1972年9月2日，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日本国田中首相发表了《日中共同声明》，其中有一条使我不能忘记的条款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，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，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。日本已向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作了巨大的战争赔款，如果中国要求赔偿的话，日本还真不知能否赔偿得起，1894年发生了日清战争，尽管战争还不到九个月，但作为战胜国的日本，讲和时不仅占有台湾，还获得了2亿两白银赔偿，相当于1895年税收的4.8倍，靠了这笔钱日本才得以实施金本位制，扩充军备，建设钢铁厂，推动了产业革命。

假设在发表《日中共同声明》的1972年，日本要支付相当于当年税收4.8倍的赔款，那么数额是50兆日元，当真支付这笔赔款，日本国的国民负担无疑是极其沉重的，这笔帐也许一直要到孙子辈才能还清吧。”

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对我国的侵略，给我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，犯下的罪行是令人发指，触目惊心的，可是我们索赔之路却这样的艰难，沾染着血与泪。我们愤怒，我们咬牙切齿，我们坚持理性，我们坚持索赔，我们一定要成功，我们也在修正着古老的传统——血债要用血来偿，我们只要真诚的，言恳意切的赔礼道歉，公平合理的赔款，就一切OK了，中日两国人民就能真正的，世世代代友好。否则，我们炎黄子孙还有何脸面，生活在世界民族之林，还有何脸见祖宗，又有何脸教子孙，我们的人格与尊严挂何处，在世界民族之林，我们还能得到别人的尊敬？还能享受到人的待遇？我们人不能成为人，我们能为人父，为人母？

日本政府顽固不化的以《日中共同声明》为由，坚持一切战后赔偿问题已经解决，并在发行量大的《田中角荣传》中这样记载，1972年9月，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来访的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会见，田中首相代表日本政府道歉说：“对不起啊，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，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。”毛泽东连忙说：“不要对不起呀，你们有功啊！为什么有功呢？因为要不是你们发动侵略战争，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？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？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！我们还要感谢你们呢！我们如何感谢你们？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款。”

索赔的权利，索赔的成功，它需要权利人正确的认识及不懈的坚持，权利的实现是需要权利人不断的努力，勇敢的行动中出现的。战时居住在美国，被美国政府收容管制的日本侨民，他们权利的实现昭示着这一真理。二十一世记，中国有血性的人呀，我们行动，我们签名，我们吼。对日索赔——沾染着血与泪的艰难路，不管它还有多艰，多难，那怕它还需要沾染新的，更多的血，我们有，我们血管里有的是。